两天之内，两名部级领导赴湖北，指导慈善捐赠。 2月1日和2日，中国红十字总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梁惠玲与民政部副部长王爱文，分别率领工作组赶赴武汉。 此前十天之内，湖北和武汉红十字会不仅接收到远超往年全年的巨量物资、捐款，还遭遇由物资滞留、分配不公、发货缓慢等质疑带来的信任危机。 2月4日，湖北省纪委监委对湖北红会三名领导给予处分，其中专职副会长被免职。调查结果显示，湖北红会在此次疫情期间，接收和分配捐赠款物中存在不担当不作为等失职失责问题。 这远不是红会系统第一次遭遇舆论危机。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郑功成认为，这反映了很多地方红会自身能力不足。红会应该面对竞争，平时加强与其他慈善组织互动且赢得公众信任，而非依靠政府“一纸授权”来任命。
武汉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登记收到的物资。新京报记者 许星星 摄 汹涌的物资与质疑 被质疑“低效”的武汉红十字会迎来了援手。仅用两个小时，应急医疗物资就可以完成从到货到分配的过程。 1月31日，根据武汉市防疫指挥部安排，九州通医药物流公司进入武汉红会国际博览中心临时仓库，协助进行物流管理。 九州通将物资分为普通物资和应急物资，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应急物资集中在应急产品专区，每两小时向指挥部报告库存，根据指令出货。根据分工，九州通主要负责库存管理。 此前的一个多星期，武汉红十字会是在24小时轮流加班中度过的。 1月23日以后，市红十字会仅有的11名工作人员全部取消假期，还招募了近50位志愿者。有媒体报道，后来志愿者团队增加到了200人以上。 武汉红十字会分成接听电话组、接收物资组、物资储备组、物资发放组、后勤保障及志愿服务组几个小组，几乎涵盖捐赠物资管理的全流程。 事无巨细的职责，加之人手、经验等方面的不足，武汉红会明显感觉吃力。这样工作一个星期后，1月下旬，在大量捐赠物资聚集武汉的同时，当地医院又纷纷公开发布求助。 舆论被引爆了。公众质疑，武汉红十字会物资分配为何如此低效？ 1月31日，武汉市政府党组成员李强承认，红会的工作中也存在一些差距，比如周转不够快、调拨不够及时，需要加以改进。 这时又发生了“协和医院口罩事件”。在武汉61家发热门诊医疗机构之一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物资告急的情况下，湖北红会一则物资使用情况显示，协和医院仅从红会得到3000个口罩。而并非武汉发热门诊医疗机构和定点救治医疗机构的武汉仁爱医院，却得到了1.8万只KN95口罩。 2月1日，湖北省红十字会发布声明，称关于省红会内部管理问题，红会深刻查找捐赠物资接受分配中的管理问题，对审核把关不严、执行程序不严格、工作不细致、作风不扎实等问题，会党组作出深刻检讨，并将对直接责任人依纪依规追责。 同日，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梁惠玲率领总会工作组赶赴湖北武汉，指导、督促湖北、武汉红会，做好捐赠款物的接收使用管理，确保使用规范高效、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3天后，追责结果公布。2月4日，湖北省纪委监委通报，对湖北红会三名领带给予处分：免去张钦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职务，并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陈波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高勤党内警告处分。省红十字会其他责任人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有关党组织依纪依规处理。 “谣言缠身”和更多争议 不止物资的分配，武汉红十字会捐赠款项的使用效率，也引发了公众质疑。 数据显示，截至2月3日，武汉市红十字会已累计接收社会捐赠款9.2亿元，目前仅通报了其中1.51亿元的使用明细，占比16.4%。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郑功成注意到，中华慈善总会非常及时地划转了捐赠资金，截至1月29日募集款物价值逾1亿元，当天划转给湖北慈善总会账户的善款即达7000多万元，超过了募捐所得的70%；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也赢得了公众的信赖与支持，这不只是其本人具有号召力，更在于其信息披露的完整性与快捷的行动力上。 相比之下，湖北和武汉红会的信息披露与行动力都相差不少。“快捷的行动，不仅使善款能够及时发挥效用，更是对各界爱心的充分尊重。”郑功成认为，慈善事业的生命力与动员能力取决于公信力，慈善组织与慈善活动必须尽力做好信息准确披露，并建立规范流程，尽可能快捷地将善款善物送达有需要者，否则“无异于是自伤甚至自杀行为”。 “谣言缠身”也像是此次疫情中，武汉红会公信力的一个映射。曾有传言，武汉市红十字会发放物资要收取手续费。武汉红会相关负责人辟谣称，武汉市红会只负责接收捐赠物资，发放和分配，由市卫健委根据各医院需求调拨安排。武汉市红十字会所有工作流程中，均不存在任何收费现象。 山东寿光援助武汉350吨蔬菜后，网传被武汉红会通过超市低价售卖。其后，武汉红会公开声明，从未接收寿光蔬菜，更没有参与蔬菜的分配、售卖。武汉红会目前只接收与疫情防控有关的急需医疗物资。 之后又有传言，武汉红会扣拦上海医疗队专用医疗物资，武汉红会不得不又一次发布声明辟谣，称“没有理由”拦扣物资。
湖北省红十字会发布声明解释公众质疑的口罩分配情况。图/湖北红会 脱节的能力 在公众一波又一波的质疑中，湖北和武汉红会的运作方式也在被迫转变。 1月25日，武汉市红会相关负责人曾介绍，外地捐赠物资到达武汉后，大宗物资要先发到指定仓库，现场有工作人员接收核对清点，发放收据、通行证和荣誉证书，速发速走。 即使在一线医院需求极为紧迫的时候，物资也必须经过仓库这一环节。为了提高分发效率，货物还未到仓库时，已通过武汉市卫健委确定发放的医院，一旦货物到达仓库，运送车辆已经原地等待，办理简单手续后马上直接送到医院。 1月27日，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重申，所有捐赠物资一定要通过湖北或武汉红十字会，目的是及时准确将捐赠物资、资金使用等登记在案。 对于归口管理造成的不便，马国强表示了歉意。“一些热心的捐赠者说，我给你捐赠一些东西，你还要让我明确只有这一条通道，可能有些不方便。在此我也抱歉。”他解释，统一归口是为了避免在防疫过程中，由于混乱被“某些人钻空子”。 然而，仅仅4天后，政策作出调整。 1月31日，武汉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陈耘表示，已经对定向捐赠流程作出适当调整。捐赠方如有定向捐赠医院，可直接与定向捐赠医疗机构对接，确认后直接将物资发往受捐单位。 曾发布物资求援的火神山医院建设项目部，也开始直接接受物资捐赠。定点捐赠物资直接送到现场，由医院接收，后续再补手续报给红十字会。数天之内，火神山医院陆续收到保障药品、医疗器械、建筑用料、医用口罩、防护服等各类物资。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长王振耀回忆，其实早在2003年SARS期间，物资调配就不再通过统一的仓库分发。缺乏重大公共事件的历练，湖北和武汉红会能力与需求有所脱节。 王振耀向媒体介绍，SARS救援期间他参与调度救灾物资，大量物资直接往医院调，救灾捐赠、管理分配以快捷、直接为好。针对此次武汉疫情中的物资调配，他提醒，统一的调配和处理机制不等于统一的仓库，“（物资）多的时候，把物资找出来都很难，分发的时候也会发生信息失误。” 国内另一省级红会内部人士也告诉新京报记者，近期该会接收到的大部分物资捐赠，目标去向都是武汉。为提高效率，该会临时改变流程，由工作人员前往物流现场，现场验货合格后，当即办理转运手续，不再进入仓库，直接发往武汉。 “我们去过很多地方红会考察，地方红会的力量普遍不太强，平时专业训练、管理体系建设势必就抓得不够。”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说，平时没有储备好打战的能力，“肯定就上不了战场”。 出现大量捐赠款物不能及时使用，而医院却不得不各自求援的被动局面，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郑功成认为有一个原因不能忽视，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平台与多方协调机制。应当由主管部门或慈善行业组织建立统一的接收捐赠与需求信息平台，再据需及时分配善款善物。 “没有用对”的红会 高华俊认为，湖北和武汉红十字会在此次抗疫初期暴露出的问题，本质上是对红会“没有用对”。 “红会组织应该发挥枢纽作用，沟通政府与民间完成救援。”高华俊说，“而湖北之前的情况，是把红会当成政府的一个部门，去接收和分发捐赠物资。” 他认为，枢纽作用，首先体现在信息枢纽。红会应该收集汇总各医疗机构、社区等对物资的需求，然后协调政府和专业和物流机构，实施救援。 “湖北、武汉两级红会组织加起来就30几个人，本来就是小马拉大车。”高华俊解释，如果红会要负责把捐赠物资卸到仓库，再去分发，人力肯定不足。且常规捐赠涉及一些税收优惠等程序，但在应急情况下，走完所有常规程序，就造成了一边物资积压、一边医院紧缺的情况。 此次疫情中，红十字会、慈善总会被指定为接收捐赠资源的专责机构，郑功成表示，这其实是一种“枢纽型慈善组织”的角色，然而事实证明，其自身能力明显不足，也无法调动其他慈善组织一起承担责任。 “省、市红十字会分别只有20多名、10多名工作人员，在逾百亿的捐款和难以计数的物资面前，即使主观上想要妥善、细致地处理好，客观上也会因人手不足和捐赠物资需要分类处置而力不从心。”他说。 郑功成认为，红十字会平时要加强与其他慈善组织的互动，且真正赢得公众信任，而不只在大灾难到来时，仅仅通过政府一纸授权来临时充当这一角色。 面对此次重大疫情带来的复杂工作，湖北和武汉红会也暴露出能力建设的不足。 目前，武汉红十字会引进专业公司参与现场管理和分发，同时中国红十字总会派工作组指导、督促，也有地方红会去湖北支援。“现在情况变得好了一些。”高华俊认为，在这样一场抗疫大战面前，全国应该一盘棋，要让能发挥作用的人到得当的地方。
武汉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接听电话。图/武汉红会官网 红会应直面竞争 多年以来，中国的红十字会饱受争议。但在慈善体系中，红会始终有不可替代的角色。 红十字运动起源于战争中的救死扶伤，中国最早与红十字有关联的组织，是1904年2月成立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进行了协商改组，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章程明确其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 王振耀表示，1949 年以后，中国红十字会实际上成为“民间机构和政府的一种结合”，很多工作人员原来是公务员，有政府背景。 “中国红十字会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它下发文件都是可以和部委并列的。”民政部一位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介绍。 在全世界，红十字会也有特殊性。王振耀说，全世界甚至战争中交战双方都要认可红十字会，这是红十字会运动的特殊性所致。全世界都有红十字会，中国不可能没有，“大家可以要求改进工作，但是不能说就不要他们了。”他认为，红会需要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包括疫情救助中真正履行起自己的义务，用行动说话，才能建立威信和公信力。 红会应该直面竞争。郑功成认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类似于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这样的民间组织，并使其中的先进组织成为可以与政府进行良好合作的枢纽型慈善组织。 如此，在竞争性发展中自然形成的枢纽型慈善组织，可以担当统一协调者的角色。较之政府在遭遇重大灾难时利用公权力指定临时性枢纽慈善机构，显然更有利于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郑功成提醒，在重大灾难事件中，红会应清楚自己是否具备扮演枢纽型慈善组织的能力，否则“平时不积能，用时显无能”，既将自己摆到了尴尬的位置，更会耽误应急、损害公共利益。 新京报记者 倪伟 吴为 马瑾倩 |
